“敦煌学研究丛书”序

季羡林

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长时间内，仅有极少数可称为先知先觉的中国学者，筚路蓝缕，置身于世界敦煌学研究行列中。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始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探幽烛微，健笔如椽，在文学、语言、历史、地理、考古、艺术、宗教、天文历法，以及敦煌学史和敦煌学理论等方面，都有水平相当高的著作，引起了国际敦煌学界的瞩目，为中华学术增光添彩，实为学界之盛事，中华之光荣。
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于对学术成绩的尊重，对乡土宝藏的珍爱，对祖国文化建设的责任，汇集十几位海峡两岸敦煌学研究者的专著和论集，一起出版，集中体现了近20年来中国敦煌学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会长，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些著作既是上个世纪敦煌学的总结，也是21世纪敦煌学的起点，不少文章昭示着新世纪敦煌学的方向。2000年，在北京、敦煌、香港、东京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敦煌学百年的学术讨论会。从去年到今年，在日本京都、中国的杭州和台湾嘉义，又陆续举办了专题或综合的敦煌学研讨会。今年8月，北京还将举行首次全面讨论敦煌学研究史的学术会议，这些都说明21世纪的敦煌学仍在蓬勃发展，而且研究的范围也在日益扩大。
我已年过九旬，仍愿意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欣闻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敦煌学研究丛书”，特将近日一些想法写出，作为序言。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序

张广达

邓文宽教授的论文集《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是他继刊出《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之后的第二本论文集，也是与他的《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和《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两部大型文书汇刊与校释相配套的又一部力作。两部文书汇编和即将刊出的本论文集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反映了文宽多年来孜孜研究敦煌、吐鲁番、黑城子出土的以及散失天下若干晚期的天文历法文书的概貌。
文宽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之前，在北京天文台工作期间有过研究天文历法史的经历。这样，在他决心以研究唐史为志业，并肆力于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时候，已经具备了处理天文历法文献的独特条件。他以古天文知识为基础阅读历代正史中号称艰深的天官书和历法志就有较多的方便，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文宽治史的一种幸运。天文历法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关系着王朝的推考天人、校定正朔，下涉及小民日常生活的四时宜忌。我国古代最卓越的史学家大多精通天文历象。例如，司马迁（公元前145或135－？）是先与壶遂等人完成造历事业而后才继续其父述作之功的。司马光（1019－1086）也有《通历》80卷之作，他在历法方面的准备功夫使他的《资治通鉴》得以建立在坚实准确的年代、正朔的考订基础之上，这反映在他的30卷《资治通鉴目录》之中。《目录》以年为经，以国为纬，上栏著录岁阳岁名和依据刘羲叟（1017－1060）《长历》的气朔闰月及七政之变，下栏列举《通鉴》正文的历年大事纲要。刘羲叟生与司马光同时，强记多识，长于历数，通晓唐代八历，尤其推崇八历中的《大衍历》，撰有《刘氏辑历》，欧阳修专门委任他纂修《新唐书》律历、天文、五行诸志。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为了明了中国纪年和正朔体系这一时间框架，按理说应该懂得一些天文历象和历代历法，然而，由于这方面的训练过于专门，个人精力终有极限，因而往往无暇顾及，许多治史者常常以此为憾事。文宽现在的研究不仅发挥了他的特长，在天文历法方面开辟了崭新的园地，而且取得的研究成果起着部分历谱的作用，便于不熟悉历法的人们考史、证史之用，这是值得我们感谢的。
读文宽的论文使我对他的创获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例如，敦煌出土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的历书，经文宽的研究，证实了中国当时准确地预测到了两次月蚀。又如，文宽对唐文宗大和八年甲寅岁历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份834年的雕版印刷历本，应当是迄今人们找到的历史上标明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现在还不能确指，推测当在7世纪。前此所知标明最早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是现今收藏在伦敦英国图书馆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王王介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文宽考出的834年历本将雕版印刷术的实物证据提早了34年，许多权威著作在这一点上将会改写。本文集中还有一组论文涉及中国历史上历日与当代通书的文化联系。文宽发现，从1182年到1998年，中国传统历书使用二十八宿注历一天都不曾间断，而且从来没有发生错误。经文宽考证，穆宗长庆二年（822）颁布的《宣明历》一直使用到892年，并且在日本、朝鲜使用时间更长；这种唐代以来的具注历实际上与今天港、澳、台乃至东亚，1949年以前大陆上居家必备的《通书》、《通历》、《时宪书》等一脉相传，有千年以上的沿袭关系。
在这里，文宽的考证实际上阐发了东西文化史上久被忽视的重要篇章。早在1871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约30年，厦门的英国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首先注意到中国南方使用的历书中以“蜜”字注星期日的问题。他解释不出原因，于是在福州传教士保龄（Stephan Baldwin，1835－1902）于1868年5月创刊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and Missionary Journal）的《中国和日本札记与疑问》栏内刊登了一则有关的札记。这在传教士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当时参加讨论的知名传教士有德贞（Johm Dudgeon，即德约翰医生，1837－1901）、卫礼（Alexander Wylie，即伟烈亚力，1815－1887）以及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驻华布道团团长鲍乃迪大教长（Palladius，1817－1878）等多人。卫礼在《教务杂志》第四卷（1871年6月号、7月号）刊出了一篇重要文章，名《中国有关周末安息日的知识》。传教士出于职业原因，对中国人居然也有周末安息日（sabbath）的记载非常感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卫礼为研究这一问题而搜集了清代允禄等奉敕纂修的《钦定协纪辨方书》（1739年刊本）和当时华中、华南发售的《洪潮和曾孙堂燕通书便览》等时宪书，指出了其中有关二十八宿和年神方位，月事吉凶，用事宜忌以及日月五星下值人间的七曜别行、禳灾法，并将有关记载追溯到759－764年不空（705－774）和杨景风共译的《西域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收在本文集中的文宽的一系列有关时宪书或通书的论文，实际上是以新资料对中断了将近13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重要问题做了新的概括。
文宽的研究之所以多有发现，原因在于他读书认真。从资料的搜集、文本的阅读到文章的营构断制，心神贯注，一丝不苟。这里可以举出文宽在校注《坛经》过程中从形（文字校勘）、音（音韵）、义（训诂）三方面，特别是从方言、音韵方面着手突破“文字障”为例以作说明。为了持论有据，文宽在处理方音替代字和注释中古口语词上下了功夫，证实《坛经》不同文本中均为溪纽的“起”、“去”两字，因西北方言中的止摄微韵与遇摄鱼韵混同而可以互注，还有“端”“定”互注，以“审”注“心”，韵母“侵”“庚”互通，等等。核以高本汉（参看潘悟云等编译《汉文典》）、罗常培、董同龠禾、李荣、周法高、王力、普立本、白一平、李珍华与周长揖、高田时雄、平山久雄诸家有关的拟音，文宽找到的验证资料似是以上诸家未曾措意的。从1923年汪荣宝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引发的“鱼”、“虞”音值的辩论迄未终结，直到今天，这一讨论仍然不时出现在中、日和西方的汉语语言学家的专著和论文中。早在1923年，林语堂在读汪文之后写文章指出，“歌”、“鱼”合用现象，“须以方音解明它”，“所谓混用，未必是普通混用，未必不可寻出作家、地方有条理地区别出来”。其后，沉兼士为魏建功《古音系研究》作序也指出：“欲明古代文字之音，必先明现代方言之音，现代方言者，古音之尾闾也。”文宽追究方音转变流衍而做的校读工作，证实了先贤的卓识，激活了今后可以开拓的又一方面。文宽的创获，大多类此。
文宽早年寒苦，今日学业有成。两部论文集的出版，反映着他笃志向学、踏实勤恳的业绩，其中凝结着常年辛劳。今天，人们有多种计算机数据库可供检索词条，有电子扫描技术迅速输入资料。从一方面说，新技术大大方便了研究者搜集材料层次上的操作，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更加加重了研究者的思考负担。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原理（所谓“后设史学”、“元历史”、“大历史”、“大写历史”、“上层次历史”、“新历史主义”）和对具体历史撰述的操作（“小写历史”、“下层次历史”）都有所质疑。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史学的盘诘不足以动摇史学本身，但是可以促进从事史学实际研究的学者注意新思潮的挑战，从而对自身业务做更周延精确的思考。新的形势要求人们治学更加刻苦认真，看来，只有更加辛勤耕耘，种出的庄稼才能籽粒饱满，写出的文章才能内容充实。


《敦煌壁画乐舞研究》序

姜伯勤

《敦煌壁画乐舞研究》一书，集结了郑汝中先生在敦煌10余年辛勤工作的丰硕成果。当本书出版之际，我回想起在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上初识汝中先生的情景。那天，我拿着一幅有琵琶图像的粟特壁画图片，向郑先生请教。汝中先生谆谆教诲，至为恳切，至今仍令人不胜怀想。
也是在那次会上，我们恭听了郑先生《敦煌壁画乐器研究》的讲演。汝中先生绘制了一幅《敦煌壁画琵琶形态图》，绘出了琳琅满目的50种敦煌壁画所见的琵琶图式。讲演指出：“这50种图形，基本可以概括一千余年中的中国琵琶流传的形态，若再与今日基本定型的琵琶对照，可以看出这件乐器在我国发展的脉络。”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先生听了这一讲演，当即赞赏说：“只有真正在莫高窟做研究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藤枝先生的法眼十分犀利，他道出了汝中先生近10年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他的全部工作都来自莫高窟石窟现场。和一般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不同，也和一般走马观花的工作迥异。他一头在洞子里扎下来，一扎就是十几年。汝中先生在本书中采取的朴质而卓有成效的方法是值得称道的，这个方法的特色是：
  1. 穷尽敦煌壁画乐舞图像的第一手资料。在以往前人对“壁画乐舞”图像调查的基础上，反复穷搜，如50种琵琶图像，则是在调查492个洞窟中有乐舞洞窟240个、绘有乐器4000余件、乐伎3000余身、不同类型乐队500余组、乐器44种的总的情况之后，逐个遴选出来的。
  2. 十分重视分类方法。这是一个极有成效而又常被人忽视的方法。段文杰先生近年在《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中，反复运用分类方法进行研究。宿白先生1962年在敦煌所作讲演《敦煌七讲》中，也反复强调石窟研究中的各种分类方法。收入本书的《敦煌壁画乐器分类考略》，是极见功力的大作。
  3. 在全面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作特异性个案的分析，作出发明或证伪。一方面，发千古未发之覆，如对“花边阮”的发现和研究就是一个颇有新意的发现；另一方面，从乐理、乐器制作机理、文献等视角，对壁画乐器图形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辨。如指出画家想象出的一根弦的弯琴，不能将弦按及品柱，因而不可能用于演奏。
  4. 作者严谨地界定了“壁画乐舞”、“壁画乐舞图式”、“壁画乐伎”、“壁画舞伎”、“壁画乐器”、“壁画经变乐队”这些特定概念的界限，始终把握住作者分析的对象是壁画图式或壁画乐舞图像。一方面，进行了类似图像志要求的分类研究，如《敦煌壁画舞伎研究》，将壁画舞伎分类为“装饰性的舞蹈造型”和“写实性舞蹈造型”，另一方面，也指出画工制作这些图式、图像时，“必然有一定的杜撰和虚构。”作者说：“经过仔细核对，一些文献、诗篇，都与壁画不十分吻合，因此实事求是地说，查无实据”。由此，作者与对历史文献及现代舞蹈术语用于解读壁画乐舞图像的生搬硬套现象，划清了界限。作者不同意把宗教曼陀罗图像解释为舞蹈，也不同意把佛之“手印”解读作舞姿，从而显示出作者严肃、严谨的治学态度，由此，得出了许多更加接近真实的结论。
  5. 本书不是为研究乐舞图像而研究壁画乐舞图像，而是作出了图像的文化诠释。如对礼佛舞伎造型的研究，论及其所表现我国舞蹈史上的“身韵”；又如指出壁画摹拟的缩小了的宫廷乐队的图像，乃以隋唐燕乐的“坐部伎”为主要摹拟根据。更进一步把乐器图式的研究工作引向古乐器的复原仿制工作。
　　近世以来，研究隋唐燕乐的凌廷堪、邱琼荪诸氏，精于律吕；研究敦煌乐的饶宗颐先生，本人即是一位古琴家。娴于律吕及古器乐，是攀登中国音乐史研究高峰的重要前提。郑汝中先生多年从事琵琶教育，桃李芳菲。娴熟古乐，这也成为郑先生近年来致力于敦煌乐器复原仿制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汝中先生的仿制乐器工作，是基于10余年研究工作所得的一个重要的学理上的实践。作者指出：“中国乐器的发展历史是枣核形的兴衰过程”，敦煌壁画所见乐器，是其发展中最兴旺的时期。“宋元之后逐渐衰落，以致有些乐器泯灭无存了，现今民族乐队所用的乐器，品种远不如敦煌古时丰富多彩。”由此，雄辩地论证了仿制敦煌古乐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收入本书的《敦煌壁画乐器仿制研究》，可以说是作者近年来心血的结晶。


努力开创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
　——“敦煌学研究丛书”述评

柴剑虹

新世纪伊始之时，有人预言：“中国的敦煌学界在总结百年历程的基础上，将开创举世瞩目的新局面。”我们在对此深信不疑的同时，也多次提出过这样的看法：要开创新局面，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加强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与学科理论建设；第二，进一步普及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知识；第三，重视以培养中青年学者为主的队伍建设。而这三个方面，都与研究成果的出版密切相关。200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曾推出一套“敦煌文化丛书”，受到学界好评和读者欢迎。最近，甘肃教育出版社又出版“敦煌学研究丛书”。两套书的相继面世，使我们对开创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增强了信心。
“敦煌学研究丛书”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教授主编，由十二部专著和论文集组成，作者多为学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这套丛书涉及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史、敦煌史事、敦煌语言文字、敦煌俗文学、敦煌蒙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与中西交通、敦煌壁画与乐舞、敦煌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二十年来敦煌学研究的新成果和研究动向，大体上亦显示了中国新一代敦煌学者的整体学术水平。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对这套丛书的每一种著作进行全面、详细的评述，而只能就其体现的共同特点谈一些粗浅的体会。
首先是敦煌学研究中的新材料、新观点和新课题的问题。众所周知，作为20世纪初掀起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新材料”的发现。我们的前辈学者几乎是花了毕生的精力，来收集、整理主要是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古文献材料，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许多大型敦煌石窟及文献图录本与录校本的面世，获取敦煌材料的条件大大改善，敦煌学的论著成百上千地涌现，有的学者便认为“新”材料已经不多了，整理工作也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拾遗补缺”，搞不出更多的名堂了。其实，敦煌文献中的材料与研究者的视角、观点以及选择的课题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有许多大家熟知的材料，其中蕴涵着不少新意，关键在于发掘。另一方面，随着过去长时间蒙着神秘面纱的俄藏敦煌写本及英藏6981号以后写卷的逐步刊布，令人欣喜的新材料也层出不穷。我们看荣新江的《敦煌学新论》，看陈国灿的《敦煌学史新证》，里面就既有作者运用的新材料，也有他们在原有材料基础上着力阐发的全新的论题与结论。又如莫高窟壁画图像，已在敦煌鸣沙山麓存在数百上千年，观赏、临摹、研究者众多，而四十多年里与它们朝夕相处的史苇湘先生还是不断地从中撷取材料，提出独到的见解。在他的《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中，有一篇题为《线描与造型》的文章，篇幅不长，却精要地提出了“用线描追索造型”这个中国绘画史上重大的论题。再如郑汝中先生在《敦煌壁画乐舞研究》里对古代乐舞的研究，正是建立在他费数年之心血调查492个洞窟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的。他从壁画中找出乐器44种4000余件、乐伎3000余身、乐队500余组，而且发现了新的乐器图形，为改写中国古代乐器史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在邓文宽的《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中，有作者对编号为俄Дх.02880印本历日小残片的校考，作者抓住这一新材料，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定其为唐大和八年（834）具注历，将现存雕版印刷术的实物证据提早了34年。在其他人的书中，也有不少这样颇有创获的例子。如果我们稍加留意，这套丛书中的新材料、新观点与新课题俯拾皆是。我以为，这正是敦煌学的魅力之一。
其次，敦煌学学术史与学科理论的问题。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由于条件尚不成熟，研究敦煌学史与构建敦煌学学科理论，都提不上议事日程。因此，敦煌学究竟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立，一直受到质疑。近几年来，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与重视这个问题，除了对此做专题的探索外，在从事各具体课题研究的过程中也注意了学科史的线索与相关理论的阐发。例如刘进宝的《敦煌学通论》，是在作者90年代初出版的《敦煌学述论》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除了增补新材料和近年的学术信息外，更重要的是较为自觉地突出了学术史的框架、内容与一般理论。又如荣新江的《敦煌学新论》，其第二部分即为有关敦煌学史的专门论文，第四部分是作者以不同体裁撰写的纪念敦煌学史上的前辈或学习他们著作的体会。这也是撰写敦煌学史不可或缺的内容。为此，我们还要提及这套丛书中陆庆夫、王冀青主编的《中外敦煌学家评传》一书，这是1989年版《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的增订本，编者特别注意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整理分析材料及评述传主，努力复原一些人物、事件的历史真面目。当然，此书的不足则在于挖掘与利用新材料（尤其是历史档案）还不够。我们应当承认，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工作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敦煌学理论也较零散、蒙胧，远未达到系统、科学、成熟的地步，但我们毕竟开始迈出了重要的可喜的一步。
第三，敦煌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近几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敦煌学要回归各学科”。实际上，这是针对两种倾向提出的：一种倾向，过分强调敦煌研究的独立性、个别性，忽视与其他学科的内在联系，使敦煌学各分支的研究与相关学科研究相脱节，结果极易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失去了比较研究的优势；另一倾向，有的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轻视甚至无视（或不利用）敦煌的宝贵材料与研究成果，这就自动封闭了一条创新的途径。从这套丛书中，我们高兴地看到敦煌学研究者正在努力克服第一种倾向，力图将各个敦煌专题的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并使之成为各学科史的别有特色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孙修身的《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就特别强调将敦煌放在整个丝绸之路与河西文化圈的范畴来考察；郑阿财、朱凤玉的《敦煌蒙书研究》则注意将敦煌的童蒙读物与整个中国古代童蒙教育融合为一体分析。张鸿勋教授在他的《敦煌俗文学研究》的“代序”里有几句很中肯的话：“敦煌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现象，那她就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有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了解研究敦煌文学不应当也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总的文学发展历史。”“因此，无论从那一方面讲，都必须将敦煌文学现象放到整体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观照，才好进行对她的研究探讨。”敦煌文学如此，其他分支学科同样如此。郑汝中研究员具体研究的是敦煌壁画里的乐舞图像，而着眼的却是补充与改写中国音乐史，这在他为自己书写的“前言”中讲得非常明确。在黄征的《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中，作者虽然十分明白地提出研究敦煌语言文字是为了“填补语言学的空白”，而其研究范围与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书体学等几乎完全一致，在研究方法上也一脉相承。贾应逸、祁小山的《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是这套书中唯一不标注“敦煌”的著作，书中丰富的材料与细致的分析却正好生动地证明了敦煌艺术与印度及我国新疆地区佛教艺术的血缘关系，我们需要大大拓宽研究敦煌艺术的视野。
总体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在为我们于新时期进行敦煌学研究明确目标、增添信心的同时，也划好了一条清晰的起跑线。愿有更多的基本功扎实、有创新精神的中青年学者奋发向前，获取更丰硕的成果；也希望我们的出版社能推出更多更的敦煌学著作，为开创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
（2003年4月）


《敦煌学通论》序

柴剑虹

1900年6月22日（农历五月廿六）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是近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导致了一门真正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的逐渐兴起、形成和发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学最初是伴随着大量珍贵的敦煌文物的被劫掠、遭流失而产生的，因此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也伴随着伤心耻辱与发愤崛起。今天，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个结论已被世人普遍认同之时，我们尤其不应忘记数代学人为此抛洒的心血与付出的辛劳。敦煌学近百年的历史，既艰难而曲折，也充满了自豪与希望。
我们又决不能自满，因为敦煌学还必须前进和发展，许多课题亟需解决，研究队伍应该扩大，学科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要做到这些，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要更努力、更认真、更有成效地普及敦煌学知识。普及是提高的基础，这道理是一点也不错的。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要从中小学乃至幼儿教育抓起，便是这个道理。最近，有一位作家对我说，据她在参观莫高窟时的采访，日本参观者对敦煌艺术的了解要比我们本国的观众更多更深入，态度也更为认真而虔诚。对此，我没有作过调查分析，没有发言权；但是，据我所知，近几十年来，在日本国土上举办的敦煌文物及相关艺术品的展览以及出版的普及性图书，无论在数量与规模上都是相当可观的；他们所培养的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其数量与水平也不可低估。这就再一次提醒我们：应当在敦煌历史文化知识与敦煌学的普及工作上花更大的气力。
我自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华书局工作后才涉足敦煌学研究的，只是在审读有关书稿的过程中进行了初步的学习，也急切企盼能有更多更好的敦煌学的普及读物（包括中等的学术性著作）问世。为此，我曾约请一些学者编写了《敦煌文学作品选》，负责编发了《敦煌学概论》（姜亮夫著）、《敦煌史话》（胡戟、傅玫著）等书稿与《文史知识》杂志的“敦煌学专号”，组织两位年轻朋友写了《飞天史话》。也正是基于此，当刘进宝同志的《敦煌学述论》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在1991年底印行后，我便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积极推荐该书在台湾地区出繁体字版，也努力促成其译成朝鲜文在韩国出版。
据我所知，《敦煌学述论》出版后，广大读者的反映是好的，敦煌学界也持基本肯定的评价，因为这是一本内容较丰富、评述尚客观、文字朴实、条理清晰的普及读物。当然，也正如有人所说，敦煌学的普及读物是最难写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涉及众多学科，涉及千百年的中外多民族的文化交流；而且也因为有许多难题尚待解答，不少疑点仍众说纷纭；更何况作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研究成果可谓日新月异，又涉及多国文字。因此，仅仅是搜集较完备的资料与较新的信息这两条，就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刘进宝同志开始写作此书时，还是一名刚获得硕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其艰苦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如此，如果敦煌学界的专家学者对此书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也是不足为怪的。从该书初版至今，已有近10年的时光。其间敦煌学的发展，可谓迅猛异常；进宝同志本人，也已成长为一位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与教学的教授。可以说，撰写一本高质量的敦煌学普及读物的主、客观条件，都比10年前好了许多。因此，最近进宝同志趁该书重印之机，对书中原有的内容作了修订，又增写了不少新的东西，这既体现了学术的进步，也体现了作者及出版社对读者负责的精神。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普及敦煌历史文化知识、宣传敦煌学之时，就相关的出版物而言，我们不仅需要更多更好的高水平、有创新的学术著作，而且需要更多更好的准确有用、通俗易懂且价格低廉的普及读物。我们也十分清楚，广大读者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藏经洞的性质及其评价，学术界至今并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每年到莫高窟的中外参观者数以十万计，却没有一本简明有用的参观手册或说明书。我期望经过敦煌学界与出版界同仁的努力与协作（包括中外学者的进一步合作），这种状况能得到迅速的改变，一些难题（包括敦煌文物的回归）也能有圆满的答案。我当然也企盼刘进宝教授能为此做出更多的贡献，这也是我写这篇小序的主要目的。


敦煌学研究丛书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敦煌学新论》　　　　　　　　　　　　　荣新江著
　　《敦煌学通论》　　　　　　　　　　　　　刘进宝著
　　《敦煌学史事新证》　　　　　　　　　　　陈国灿著
　　《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　　　　　　史苇湘著
　　《敦煌蒙书研究》　　　　　　　　　　　　郑阿财　朱凤玉著
　　《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　　　　　　　　　黄征著
　　《敦煌俗文学研究》　　　　　　　　　　　张鸿勋著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　　　　　　　邓文宽著
　　《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　　　　　　贾应逸　祁小山著
　　《敦煌壁画乐舞研究》　　　　　　　　　　郑汝中著
　　《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　　　　　　　　　孙修身著
　　《中外敦煌学家评传》　　　　　　　　　　陆庆夫　王冀青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