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重規先生與二十世紀敦煌學

鄭阿財

一、前言

1900年敦煌藏經洞發現了數以萬計的寫本文書，而與甲骨、簡牘及內閣大庫檔案並稱近世中國學術史上的四大發現。由於敦煌文獻數量繁多，寫本的時代綿亙長遠，內容龐雜多元，學術價值更是震鑠古今。藏經洞中數以萬計的寫卷文書自發現以來，旋即在世界近代學術史上產生了無比的光與熱，發揮無比深遠的影響，由於各國學者對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文物與敦煌石窟壁畫塑像等藝術的研究，興起了一股研究熱潮，並發展成為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學。
1930年，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餘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更慨嘆的說：「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 剛剛從國外遊學回來的陳先生，站在世界學術的高度，不僅把敦煌當作一門學問而響亮地叫了出來，還指出了二十世紀敦煌學迅猛發展的趨向，誠可謂遠見卓識。
敦煌學是一門以文獻資料為核心的新興學科，因此從事敦煌學的研究工作，所面對的則是一批為數達五、六萬卷北宋以前的寫本文書。抄寫年代大致自西元四世紀至十一世紀初期；內容包括：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儒家經典、史地、語言、文學、社會、經濟、法律、政治、教育、公私文書、天文曆算、兵法、醫藥、術數、繪畫、音樂、舞蹈……等文獻。由於它是偶然的封存與偶然的發現，使它的可貴更在於不為流傳而流傳，更使得這些文獻儼然成為中國中古文化的「時空膠囊」、「活化石」。
學者在面對如此龐雜而多樣的寫卷內容，能從中擷取精華進行研究已屬不易，至於兼跨兩個或者更多的專業領域且有所成就的，更不多見。國學大師家潘石禪（重規）先生就是一位對敦煌學有著多方面研究且極具貢獻的佼佼者。他從事敦煌學研究的起步早，時間長，研究量多而面廣，且成就卓越。
不僅如此，潘先生的影響力更在於他是臺灣敦煌學的開創者，他的深遠見識，更是二十一世紀敦煌學發展的明燈。余有幸追隨 先生研習敦煌學，值此盛會，謹將個人親炙所得所知，略述「潘重規先生與二十世紀敦煌學」，以供二十一世紀敦煌學開展之參考。

二、學術背景

潘重規先生，安徽省婺源縣人。1908年生。本名崇奎，小名夢祥。章太炎先生為之易名為重規，黃季剛先生因易其字為襲善，石禪則先生自號也。民國十三年（1924）入國立東南大學（今中央大學）中文系，從黃季剛先生受業。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曾先後擔任國立東北大學教授，國立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戰勝利後，任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國立安徽大學教授兼主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1973年，自中文大學退休，應聘為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博士班客座教授，次年返臺，先後擔任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主任兼文學院院長，東吳大學講座教授，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兼任教授。現退休在家。
1974年，法國法蘭西學術院有見於先生敦煌學研究的卓越成就，特主動頒予代表法國漢學最高成就的茹蓮獎(Julian Price)；法國科學院敦煌學研究會聘為名譽會員。1976年韓國嶺南大學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92年，敦煌研究院為推崇先生數十年來在倡導敦煌學研究所投注的心力及其在研究上的貢獻，特由院長段文傑先生率團來臺頒贈該院榮譽院士頭銜；1995年，行政院為表彰先生發揚中華文化的卓著貢獻，及在敦煌學研究的輝煌成就與倡導敦煌學的不遺餘力，特頒贈中華文化獎。200年7月，大陸國家文物局、甘肅省人民政府及敦煌研究院為慶祝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表彰先生的成就與貢獻，特頒予「敦煌文物保護研究貢獻獎」。
先生少從王伯沆、黃季剛游，治學嚴謹，數十年如一日。平生不涉足政治，而於民族大義之發揚，則唯恐不及。1951年在台灣師範學院設「四書講座」，倡導孔孟學說，以振發人心，撰注《民族文選》，發揚民族精神，主編部定標準本國文，為臺灣國文教育奠定基礎。又與胡適論紅樓夢，與羅家倫辨簡體字，在學術界有深遠之影響。其後更迭次參加國際漢學會議，往來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甚至隻身遠赴列寧格勒閱讀敦煌寫本，期以闡揚中華民族之絕學。 先生更以他數十年持續不斷的苦心經營與辛勤播種，提出許多敦煌學上重大的關鍵論點與正確的引導方針，並且積極獎掖後進，培育繼起的研究人才;同時還自籌經費創辦以中文發表的第一份敦煌學研究的專門刊物。 先生自1941年發表《敦煌寫本尚書釋文殘卷跋》開始，從事敦煌學研究逾一甲子。其研究態度、觀念、方法與精神，在在都足以啟導後學，洵為研究敦煌學者之典範。

三、敦煌學研究的成就

先生1939年開始，接觸敦煌寫本。 1941年2月，發表第一篇敦煌學的有關論文〈敦煌寫本尚書釋文殘卷跋〉。直至2001年在《敦煌學》23輯發表〈敦煌變文集新書訂補（三續）〉為止，總計發表有關敦煌學的論著，計專書15種，論文86篇。茲謹依經學、文學、佛教典籍、語言、文字等方面，簡述先生在敦煌學研究上的主要成就。

（一）經學
經學乃中國傳統學術之重心，自來學者研究莫不以經部要籍為先。先生對敦煌寫卷的整理與研究，由於機緣，最先接觸即為《尚書釋文》殘卷的影本照片。其後置身英倫、巴黎，披閱原卷時，亦從經部要籍開始。
1941年2月，先生發表第一篇敦煌學的有關論文《敦煌寫本尚書釋文殘卷跋》。1939年時，先生應聘到四川三台東北大學中文系任教，當時主任姜亮夫教授，以法藏敦煌唐寫本《尚書釋文》殘卷照片見示，此為先生首次接觸敦煌寫卷，他發現巴黎殘卷存〈堯典〉、〈舜典〉二篇，與今本《經典釋文》多所出入，以為今本經宋刻竄改，致失原貌，此敦煌寫卷當是先唐寫本，正可據以訂正清代段、王諸儒之訛誤，並持與宋本相校。發現凡此卷之古文，或全刪，或改易，而其情形與《崇文總目》載「陳鄂奉詔刊定《尚書釋文》」之說正合。此文一出，甚獲各方好評，尤其是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向忠魯教授特寫信大加讚揚。
1957年，先生任教新加坡南洋大學，受邀參加在西德漢堡舉行的國際漢學會議及慕尼黑舉行的國際東方學會，趁此機緣得以到歐洲各大圖書館訪書，真正親眼目睹敦煌寫卷。此後，每逢寒暑假便奔走於倫敦、巴黎，盡情披閱敦煌卷子。由於中國傳統學術首重經學，而敦煌寫卷中存有大量《詩經》卷子，有白文本、有詁訓傳本、有經音，大抵皆唐前手寫。1967、1968、1969三年間，先生三游巴黎、倫敦，盡讀英、法所藏敦煌《詩經》卷子，而以為「六朝唐人講習之《詩經》卷子，佚存於世者，其萃於斯。取與《釋文》、《正義》相校，多可印證發明，良由《釋文》、《正義》即取材於此等卷子也」「敦煌卷子壞爛不全，遠過於宋元傳本，其獨善絕佳處，亦迥非宋元傳本所能及」因遍校敦煌《詩經》卷子，將其考索所獲，先後撰成〈巴黎藏伯二六六九號敦煌毛詩詁訓傳殘卷題記〉、〈巴黎倫敦所藏敦煌詩經卷子題記〉、〈王重民題敦煌卷子徐邈毛詩音新考〉、〈倫敦斯三七三九號暨列寧格勒藏一五一七號敦煌毛詩殘卷綴合為定題記〉、〈倫敦斯一0號敦煌毛詩傳箋殘卷校勘記〉。1970年結集成《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一書。總結諸篇所論可知「敦煌所遺詩經卷子，有可確知為六朝人寫本，有可確知為唐人寫本，且有可推知為出於南朝或北朝舊本者，要皆傳寫毛傳箋。其中獨有一疏本，即孔氏之正義。間有注音，亦皆附麗於詁訓傳本，是則六朝唐人之詩學實毛鄭大一統時期」吾人由敦煌《詩經》卷子可覘六朝唐代詩學之風氣。又敦煌《詩經》卷子序文與經文每篇皆相連屬置序於每篇經文之前乃承詁訓傳舊式；寫卷章句或在篇前，或在篇後，可知經卷章句，標題前後，初無定式；《五經正義》自唐迄北宋，皆與經注別行。倫敦藏斯四九八號《毛詩正義》殘卷，即其舊式；敦煌詩經卷子，有書字於側者，有注音於側者，實宋人注疏釋文合刻之先河。1979年，將由巴黎敦煌卷子人藏裝裱剝落碎片中，披覽所得詩經殘篇P﹒4072-4及4634-b二篇迻寫付印，公之於世，撰成〈敦煌詩經卷子拾零〉。其鉅細靡遺，細心認真之研究態度，由此即可窺知。
1986年8月發表〈簡論幾個敦煌寫本儒家經典〉一文，論述極具特色的敦煌卷子P.3573《論語皇侃義疏》殘卷及P.3378《詩經注》殘卷。P.3573殘卷不著撰人，校以知不足齋《論語義疏》知即皇侃義疏之單疏本。南宋以前所傳皇疏，並是單疏本，後人始合疏於注。今日本所傳皇侃義疏每攙入邢昺正義及他說，且合疏於注之本於皇疏未盡採入割棄者尚多。以P.3573相校，則可發現刪去部份。此外從數千碎片中檢得P.3573-5，此在重裱前原粘貼於寫卷邊沿，有題字「儀鳳三年十月廿七日於開遠」，因疑此為唐高宗儀鳳三年(西元六七八)的寫本。P.3378《孝經注》殘本亦不著名氏，其書雜引故事，發揮經義，所引故事，頗似小說家言。顯係《孝經注》之儒生受佛教俗講風氣之刺激，而採取佛教用故事講經方法注經。

（二）文學
敦煌寫卷中之文學作品有歷代詩文集，而最具特色，且最受學界關注者則係其中之俗文學作品。先生關注傳統詩文集，對於俗文學亦極為重視，舉凡敦煌曲子詞、雲謠集、通俗白話詩、變文、敦煌賦等等，莫不投注相當之時間與心力；既作總結整理，又多開創之論。茲舉其要者，述之如下：
英藏S.5478唐人草書《文心雕龍》殘卷，僅存〈原道篇〉至〈諧讔篇〉，但為現存最早之本子，至為寶貴。因此自發現以來即深受學者所矚目，或撰校記，或加題記，不一而足；然以正文章草難識，或未見原卷，或據影本中有脫漏，致有見所據參差，因疑原卷或有異本。1970年，先生特擷錄諸家題記，詳列校文，並附原卷攝影，成《唐寫文心雕龍殘本合校》一書，用以闡明唐寫本之勝處，並袪學者莫衷一是之惑，且省讀者繙檢之勞。
1976年8月，先生赴巴黎參加漢學會議，並進行研究工作，卻因航空公司遺失行李之因緣，轉而對敦煌《雲謠集》此一中國最早詞集進行研究。在與原卷細校之後，發現長久以來之諸多問題，並加以解決。如〈鳳歸雲〉二首題為「閨怨」，所以分寫在二首詞下，羅振玉將「閨」誤作「偏」字，乃誤「鳳歸雲偏」為詞牌名；王重民則以為「怨」字係正文，而誤將第一句作「怨綠窗獨坐」。先生遂將原卷的全部照片加以影印，附上摹本，並參校各家，作成定本，撰成《敦煌雲謠集新書》此一完美的整理方式，遂成董理敦煌文獻之法式。
繼《敦煌雲謠集新書》完成之後，先生披閱法國國家圖書館及倫敦英國圖書館所藏敦煌寫卷，每有獨到見解，陸續撰文發表於報章雜誌，1981年並將其部分成果結集成《敦煌詞話》一書。全書計12篇，除〈任二北敦煌曲校錄補校〉外，餘均發表於1979年到1980年間各報章雜誌，以豐富之學養及對敦煌寫卷文字獨到之詁定功夫，訂正了大家對於敦煌曲子詞的許多誤認、誤校與誤改，提供敦煌曲子詞研究者正確之文本憑藉。
若以中國文學立場來評估，全部敦煌卷子，最重要者當是絕傳已久之變文。由於變文之發現，解答了中國俗文學上許多疑案，因此自發現以來，即成海內外研究敦煌文學焦點。早期，由於寫卷流散，只能依據各國披露之片段進行研究；因此對於變文難有整體而全面之認識，以致稱呼不一：或稱佛曲，或叫俗文，或稱通俗小說，或叫唱文…，直至鄭振鐸以「變文」稱此類講唱體之俗文學作品，變文始成為中外學者所普遍接受而確定之稱呼。但近年來有以此類作品體制、內容、性質不盡相同，因而主張應將不同類型之作品加以區分，不可統稱為變文。致有分為詞文、故事賦、話本、變文、講經文等五類，以及押座文附類者。此論一出，咸以為新說而蔚然成風，大有取代以變文稱呼敦煌講唱文學之勢。先生對此深不以為然，特於1979年撰成〈敦煌變文新論〉一文，舉出《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九提及之《報恩經變》一部，應是《報恩經》之俗講經文，可見「講經文」亦可稱為「變」。而列寧格勒藏之《雙恩記》，內容即《報恩經變》，則變文亦可稱「記」；因此「變文是一時代文體的通俗名稱，他的實質便是故事；講經文、因緣、緣起、詞文、詩、賦、傳、記等等不過是他的外衣。譬如一位某甲，穿著中裝、西裝、和服、乃至運動衫、游泳衣等等約寫真照片，我們不能以服裝的不同，而斷定這不是某甲的寫真照片。變文所以有種種的異稱，正因為它說故事時用種種不同的外衣來表達的緣故」。先生高論，實具力挽狂瀾之功。
又變文之迻錄校勘工作，學者已多所進行，其中彙集變文材料最為豐富者當推195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重民等6人合編之《敦煌變文集》此書一出，頓時成為海內外研究變文之主要依據。全書78篇，資料極為豐富，然迻錄校勘卻錯漏百出，學者據以研究，無端增加不必要之困擾，甚至襲其錯漏而產生錯誤之推論。先生乃以變文集為基礎，一一覈校原卷，變文集有誤，則加以訂正，變文集漏脫，則加以補充，遂於1983年完成《敦煌變文集新書》不僅增添舊書以外之新材料，更提出個人之新說法。對於學人研究和參考，提供了方便正確之材料。新書除在《變文集》之基礎上加工，訂正其脫誤外；其於編次上，復按照唐代俗講之發展過程加以改編，並增收了列寧格勒、台北中央圖書館以及日本龍谷大學所藏的變文8篇，書後更附錄有〈敦煌變文論文目錄〉、〈敦煌變文新論〉及「圖版」，成為繼《敦煌變文集》而為研究變文者之主要文本依據。
在敦煌詩歌方面，先生發現王重民《補全唐詩》誤認與未能辨認之字，為數頗多，乃據原卷一一詳加校訂，於1981年撰〈補全唐詩新校〉一文，希望使據敦煌殘卷補全唐詩之工作能更臻完善。又敦煌寫本白話詩人王梵志及其詩篇是海內外敦煌詩歌研究的熱門論題。張錫厚的《王志詩校輯》一書出版，成為學界之主要參考，然張輯頗有訛誤，致失王梵志詩原貌，影響極深。先生特據原卷，進行更精細、更正確之考訂，於1984年發表〈簡論「王梵志詩校輯」〉及〈《王梵志詩校輯》讀後記〉，訂正張輯中許多誤認。大大恢復了王梵志詩之原貌。
此後又發表了〈王梵志出生時代的新觀察----解答全唐詩不收王梵志詩之謎〉及〈敦煌王梵志詩新探〉，針對王梵志生平事蹟，僅見於《桂苑叢談》、《太平廣記》之記載，許多研究者均將其視為神話式之記載，特舉陸羽之身世與戴震「十歲始能言」為證，認為王梵志乃一棄嬰，《桂苑叢談》中王梵志出生隋代之記載可信，並證以P.49987號〈王道祭楊筠文〉而推知王梵志出生時期，最遲在隋代晚期，甚至可能在隋文帝初年，編《全唐詩》者，認定王梵志是隋代人，此乃《全唐詩》編者不收錄《王梵志詩集》之真正原因。
〈秦婦吟〉，乃唐．韋莊以詩記黃巢寇亂以來之實錄，其詩萬口傳誦，後世失傳，現幸敦煌石室寫本尚多，千載之下，賴以保存不墜，自王國維開始，從事校勘，先後箋釋、校注者甚多，然統觀諸校本，文字頗多分歧，箋釋復多異說，先生有感於比，乃遍觀今存16件寫卷，博稽眾議，細覈原卷，校定異文，手寫一遍，並擷錄諸家注釋，兼陳己見，於1984年成〈敦煌寫本秦婦吟新書〉。
對於敦煌寫卷中的唐人詩集，王重民曾作了相當多之整理工作，其中P.2555號為唐人佚詩七十二百，王氏逝世後，夫人劉脩業交由弟子白化文等整理，以舒學之名發表，題名為「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而以為此七十二首詩乃中唐時被吐蕃俘虜之敦煌漢人所作，因此一般稱之為陷蕃詩。而後研究者不少，然由於寫卷複雜，諸家校錄文字未盡精審；為不使貶損陷蕃詩人之價值，先生特披閱原卷，重加校定。自1979年起，先後發表了〈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研究〉、〈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及〈續論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等三篇，論證卷中作者馬雲奇實非陷蕃詩作者之一，並對馬雲奇〈懷素師草書歌〉加以考證，考明懷素生卒年歲與交游，推斷馬雲奇之年齡，判斷〈懷素師草書歌〉與後十二首風格不同，肯定馬雲奇在江南送懷素之作品非陷蕃詩；並指出真正陷蕃詩之作者則是落蕃人毛押牙。
敦煌文學之研究以變文、曲子詞、白話詩等最受學界矚目，相較之下，敦煌賦則乏結集董理。先生對此每興滄海遺珠之慨，因於1978年將分別庋藏於各地之敦煌賦寫卷，巴黎十三件十三篇、英倫四件五篇，去其重複，共得十五篇，一一檢閱原卷，細心推勘，力索冥搜，得其文理，彙鈔合校，寫成〈敦煌賦校錄〉，此實敦煌賦之第一次結集。自此，敦煌賦之風貌始大體可觀。文中並闡明文辭好採口語、內容多寫實事等敦煌賦之特色。

（三）、佛教典籍
巴黎藏P.3747為唐前寫本。王重民考證為《眾經別錄》之殘卷，而其敘錄卻誤作P.3848。先生以為王氏敘錄雖有小疵，然考定此為劉宋時《眾經別錄》則確然無疑。1979年，先生於巴黎細校此卷，益加確信王說無誤。特手錄全文，撰成〈敦煌寫本《眾經別錄》之發現〉，除辨明P.3848非《眾經別錄》之謎外，更論述「《眾經別錄》每經詳辨其文質者，意在因文以明道；每經必揭其宗旨者，期明道以篤行。研精教乘，熟有先於明道者！然則此錄之特色，不獨諸錄之所無，抑亦諸錄之所不及，是此卷之發現，得不謂為經錄一大發現歟！」 敦煌本《六祖壇經》記錄六祖自說求法經過，有「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丁福保《六祖壇經箋注》解釋說：「獦音葛，獸名，獠音聊，稱西南夷之謂也。」自來均以六祖為「獦獠」，是西南夷的少數民族之一。潘先生以為「獦獠」連為一詞，蓋始見於壇經寫本，惟非為西南夷之一種，乃田獵之獠夷。因於1992年撰〈敦煌寫本《六祖壇經》中的「獠」〉一文，列舉諸史皆不見「獦獠」之名號，而「獦獠」一詞，又惟見於寫本之《六祖壇經》。若如丁福保之解，是五祖輕鄙獠族有異於常人，揆之祖師悲心無乃不類。故「獦」字實乃「獵」之俗寫，並以敦煌寫卷《父母恩重經》、《正名要錄》等證明「獦」確為「獵」字，獦獠即獵獠。獠夷常事田獵是六祖曾長年過著獵人生活。
《六祖壇經》為中國人撰著佛教典籍而被唯一稱為「經」的一部。以往通行本是明藏本，敦煌本《壇經》發現，使《壇經》研究進入一新階段。但近代中、日學者，咸以其書寫文字與後世不同，而認為是抄寫訛誤，甚至鄙視之為「惡本」。先生以為敦煌寫本使用文字乃當時通行文字，於是廣泛徵引敦煌俗寫文字之例證，撰成〈敦煌六租壇經讀後管見〉發表於1992年。文中說明敦煌本《壇經》，不但不是近代學者眼中心中之「惡本」；而且還是接近於六祖原本之抄本。並詳舉力證駁斥胡適之主張《壇經》為神會偽造之說，論據確鑿，極見功力。
敦煌寫本《壇經》只有一萬二十字，惠昕本則有一萬四千字，而明藏本竟增至二萬一千字，足見後世壇經版本，不乏後人增補。近代發現之敦煌本，正可讓世人重睹《壇經》原貌。唯以敦煌本俗寫文字不易確認，致使真本不彰。1991年先生以年近九十的高齡，於兩次開刀後，發心據北京8024號、英倫S.5475號、敦煌博物館及大谷光瑞等之敦煌本《壇經》，細為校定，並工楷手錄定本，力求恢復《壇經》原貌，以提供研究禪宗歷史與《壇經》者重要而正確之資料。「凡茲所為，惟欲破除讀敦煌《壇經》的文字障，俾百世以下，讀者如親聆大師音旨。」其用心可知。

（四）語言
敦煌寫卷中有關語言之資料，最多也最早受到注意的則推《切韻》殘卷。早期王國維即曾得到法國巴黎藏三件《切韻》殘卷之照片，並加以臨摹，而劉半農留學巴黎，亦曾抄入《敦煌掇瑣》而規模最大者則是姜亮夫《瀛涯敦煌韻輯》四巨冊。1967年，先生於巴黎國家圖書館研究時，因見鄰座日本馬淵和夫教授正以原卷校對姜亮夫《瀛涯敦煌韻輯》，心想姜書中每卷均經臨摹、抄寫、拍照，回國又重新校對，尤其指出了王國維錯誤二百五十餘條、劉復訛誤二千條，應是精密之作。然在好奇之下，嘗試的選擇該館所藏最重要之一份《切韻》殘卷P.2129號卷子，與姜書進行對校，卻意外發現原卷『刊謬補缺切韻序，朝議郎衢州信安縣尉王仁昫字德溫新撰定』，姜書不但漏抄，更在序文前擅加『王仁昫序』四字，而將原可解決《切韻》作者問題之最重要證據給抹去，叫人大感吃驚，於是決心通校姜書，直至1969年，寫成《瀛涯敦煌韻輯新編》一書，諟正姜書錯漏不下二千條。
其後龍宇純曾撰《英倫藏敦煌切韻殘卷校記》一書，針對姜書失收之英倫藏敦煌切韻殘卷S.6187、S.5980、S.6176、S.6156、S.6012、S.6013等十二片進行校訂。1983年先生取龍氏校記，對勘原卷，頗有訂正之處，依新編之例，撰成〈龍宇純英倫藏敦煌切韻殘卷校記拾遺〉。又因獲不列頗博物館典藏者之助，以原卷拍照，清晰遠勝龍氏所據微卷影片，特複印附後，可供學者參核。

（五）文字
先生以為敦煌學研究，「目錄是門徑，文字是基礎」。由於敦煌寫本文字存在字形無定、侃旁無定、繁簡無定等紊亂現象，造成讀卷人莫大困擾；因此研究敦煌寫卷文字與文書解讀實為首要之務，特將其數十年披閱寫卷，解讀文書的經驗，撰成〈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一文，將寫卷中俗、訛、繁、簡等複雜問題歸納出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行草無定、通假無定、標點符號多異等條例，並列舉變文、曲子詞等敦煌俗文學寫卷的書寫文字相互印證，說明敦煌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關係，成為研究敦煌俗文學必備的條例。為協助研究者解除俗寫文字之迷障，特於1978年鳩集學生編纂《敦煌俗字譜》以為導路之明燈。此編雖僅就當時所能掌握的敦煌寫卷影本資料，台北中央圖書館藏一四四卷及《敦煌秘笈留真新編》所收之法國巴黎寫卷影本為主，以原卷影本剪貼編纂，所錄俗字雖為數不多，但文字條例已具，序文對俗字發展說解尤為精到，觀念尤為清晰，對敦煌文書的解讀，極具貢獻。
其後先生更發現遼．行均編《龍龕手鑑》一書，係根據寫本編纂而成之字書。此是先生在學術上的另一項重大發現。他認為此書應係遼僧行均根據寫本《佛藏音義》編纂而成，而其所據文字正與敦煌寫本相同，均是俗寫文字之淵藪。唯此書歷代評價不高，甚至有直視為廢書者。清儒如錢大昕、李慈銘、羅振玉等，多誤解此書，而未能給予正確的評價。然先生則以為其情況正與敦煌俗寫文字混亂之情形一致，足證行均是據當時流行的寫本加以編纂，因此此書正是校讀敦煌寫卷的工具。為使便於翻檢，特於1980年鳩集學生重加編纂，成《龍龕手鑑新編》。標舉「正、俗、通、古、今、或、誤」等字例，確立字頭;編纂索引，以便檢索，末附「龍龕手鑑敦煌寫本字體相同表」以資參考。此論一經發表，震撼學界，《龍龕手鑑》遂由無用廢書，頓時成為幫助解決敦煌寫本文字障礙不可或缺的工具書。
1983年又撰〈龍龕手鑑與寫本刻本之關係〉、1984年撰〈龍龕手鑑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除說明此書編成的背景、原因、價值與影響外，更列舉敦煌寫卷中之俗字、隸古定、武后新字與《龍龕手鑑》所引者相互印證，證明了《龍龕手鑑》確實是閱讀敦煌寫卷不可或缺的工具書。1991年又撰〈用敦煌俗寫文字校釋文心雕龍刊本中殘存俗字考〉，在在申明了《龍龕手鑑》的真正價值。更開創敦煌俗文字學的研究。
1995年撰〈敦煌寫卷俗寫文字之研究〉一文，更進一步推求俗寫文字紊亂的種種現象，非但民間如此，實乃肇端於書善家。除以書聖王羲之〈蘭亭序〉為例證外，更提出由於六朝以降，周興嗣《千字文》作為當代識字的讀本與習字範本，而智永《千字文》真書之寫法與敦煌寫本同樣俗寫，一千字中幾達二、二百字之多，實為最佳明證。

四、對敦煌學研究發展的貢獻

以上簡述，僅能略窺先生敦煌學研究成果之梗概，關於先生之研究歷程，則 可參看先生自撰之〈我探索敦煌學的歷程〉。至於其治敦煌學之態度、精神、方法、貢獻等，約而言之，略陳如下：
1973年8月，先生為快睹俄國列寧格勒藏敦煌寫卷，不惜隻身遠役，克服種種困難，終於邁進俄國東方學研究院列寧格勒分院（今聖彼得堡）「敦煌特藏庫」，成爲我國第一位親自披閱、抄錄、介紹和研究俄藏敦煌寫本的敦煌學者。對推進世界敦煌學研究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其葆愛文化，篤好真理，發為一種大無畏之精神，更足為後學之楷模。
敦煌，是我國學術的傷心史。敦煌學雖是中國的學問，但由於文物外流，卻成為國際顯學，我國研究反較各國起步晚且成果少。先生每以「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與後學共勉，並期盼「漢學終當作漢聲」，其奮起努力之精神，令人敬佩。
敦煌學是以資料為核心的一門新興學科，本身不是孤立而有系統之學問。所以先生在第一次「敦煌學」課，開場便說：「正常的課程，是餐廳掛牌的名菜;敦煌學就像一從未列入正式菜單的課程，只能說是一群好事之徒，登山涉水，在荒涼的原野中，臨時張羅的野餐。這份野餐，可能是粗劣而不堪入口的，但也可能是從未嘗到的奇珍異味。」其披荊斬棘之開創精神溢於言表。
又先生自詡為「敦煌石窟寫經生」，整理經卷，必手校摹寫，孜孜矻矻，從不間斷。八十六歲時，於兩次開刀後，尚且遍校敦煌本《壇經》，並將全帙工楷手錄。九十三歲時，仍依舊從事《敦煌變文集新書》之訂補工作，其努力不懈之研究精神實為後學之最佳典範。
當面對敦煌寫卷俗寫文字與俗文學時，先生主張必須有尊重原卷與原文之敬謹態度，不可逞意妄改。他說「凡欲研究一時代之作品，必須通曉一時代之文字；欲通曉一時代之文字，必須通曉書寫文字之慣例」因此絕不可遇到讀不通處，便自以為是，擅自改動，各逞臆說。又其著作中每多以「新編」、「新書」為名，其《敦煌變文集新書》〈引言〉即說：「新書以舊書為基礎，舊書也包含在新書之中。不僅增添舊書以外的新材料，也提出我個人的新說法。新舊同時陳列，讀者展卷瞭然。新舊材料的異同，自可明察；舊說法的是非，自易判斷。」由此可見其肯定自己，不薄前賢的敬謹態度。
此外，先生以為「古之不舊，今之不新」。凡所研究無論總結整理或開創新說，均不事標新立異，唯務是非。例如撰〈敦煌變文新論〉與新說相抗衡，力挽狂瀾，支持鄭振鐸以「變文」為敦煌講唱文學共稱之舊說；〈秦婦吟新書〉一文，多與敦煌學前輩陳寅恪看法不同；《敦煌六祖壇經讀後管見》一文則駁斥胡適之《壇經》為神會所偽造之說法。凡此均顯示其「同之與異，不屑古今」之嚴謹治學態度，所有立論，自有定見，絕不與世浮沉。
至於從事敦煌學研究之主要方法，先生以為「文字為基礎，目錄是門徑」。我們從其研究成果加以觀察，無論在《詩經》卷子、《雲謠集》、曲子詞、變文、《王梵志詩》、陷蕃詩、敦煌賦，乃至《瀛涯敦煌韻輯》、《六祖壇經》，在在顯示出其重大之發現，莫不奠基於篤實正確之文字基礎；而其編纂《敦煌俗字譜》、《龍龕手鑑新編》更見呼籲敦煌學研究應以文字為基礎之苦心。在敦煌俗文字學開創之功，為世人所推崇，此可從先生九至華誕香港饒宗頤教授所撰的壽聯：「龍龕開字學，唐草酌文心」得到明證。
從事敦煌學研究者多矣，然能同時進行文獻目錄編目整理工作的則不多見。先生不僅強調「目錄」工作的重要，更親自於l968年完成〈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正是「目錄是門徑」的具體實踐與最佳寫照。1973年發表〈敦煌的現況和發展〉時，更提出誠摯之呼籲，希望聯合國際學術界力量，編纂一郡「寫卷的聯合目錄」及「研究論文著作目錄」。「寫卷的聯合目錄」現正由主三慶教授著手進行；「研究論文著作目錄」則由本人從事，1987年初稿已先行交由漢學研究資料中心出版，擴大增訂本已付印，正校樣中，計本年六月出版。
整體而言，先生除本身在敦煌學研究之成就外，其在敦煌學研究之影響與貢獻，更見於以下幾點：
  1. 首創《敦煌學》專刊，使中國之學，還歸中國之文，積極推動敦煌學研究之發展。
  2. 倡印敦煌寫卷影本，鼓吹影印全部中央圖書館館藏敦煌卷子，促使資料流通，方便學術研究。
  3. 開設「敦煌學課程」，積極培養研究人才，其中撰寫博士論文之如鄭阿財《敦煌孝道文學研究》、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朱鳳玉《王梵志詩研究》 ；撰寫碩士論文者如陳世福《敦煌賦研究》、宋新民《敦煌因緣類變文研究》 …等等數十人，為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打下厚實之基礎，開墾出台灣地區敦煌學研究之一片園地。
  4. 鳩集人力編纂《敦煌俗字譜》、《龍龕手鑑新編》 等解讀寫卷的工具書，掃除文字解讀之迷障，提供閱讀敦煌原卷一把鑰匙。
雖然90年代以來，潘教授退休了，然由於長年的積極倡導與推動，其所培養之弟子遍及各地且皆有所成，目前台灣地區從事敦煌學研究者，幾乎皆出先生門下，足見其於對敦煌學貢獻之鉅大，促進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的發展影響之深遠。
先生在敦煌學的影響，不僅呈現在對臺灣敦煌學研究的開創，其影響更在於他對二十一世紀敦煌學術發展的高瞻遠矚。2001年11月，為慶祝潘重規教授九五華誕暨從事敦煌學一甲子，並展望二十一世紀的敦煌學，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聯合中正大學歷史系、逢甲大學中文系、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唐代學會、漢學研究中心，舉辦以研究敦煌文獻為中心的學術會議。邀請海內外敦煌學者共同討論，會中宣讀了54篇論文。其中大多深受先生影響與啟迪，也頗有對先生先知現見之闡發。如柴劍虹〈關於俄藏敦煌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幾個問題----間談學習潘重規先生在『新亞』演講的體會〉，榮新江〈入海遺編照眼明----潘重規《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讀後〉 。
今年2003年三月初在日本京都召開了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的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敦煌文獻研究信息檔案之建立，是大會成立的主要宗旨與未來努力的目標之一。事實上，早在三十多年前先生便已對敦煌學「未來的發展」提出了三個具體工作：「第一，我們應該聯合國際學術界的力量來編纂一部敦煌遺書總目錄。」「第二，我們應該聯合國際學術界的力量，來編纂一部敦煌論文著述總目錄。」第三，「我們現在應該成立一個研究資料中心，做好敦煌寫本攝影、臨摹、楷寫的工作。」 這雖是三十年前所宣示的，然如今看來依舊是深具時代意義，似乎先生早已為我們『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的成立宗旨與發展目標，預先提出了指導方針。成為敦煌學之其先知先覺。

附錄：

潘重規先生敦煌學論著目錄

鄭阿財、朱鳳玉整理

一、專著部分
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 香港新亞研究所印本　1970.09　294頁
唐寫文心雕龍殘本合校　香港新亞研究所印本　1970.09　專著 96頁；又 1975.12木鐸出版社〈文心雕龍論文集〉中轉載
瀛涯敦煌韻輯新編　香港新亞研究所印本　1972.01 611頁
瀛涯敦煌韻輯別錄　香港新亞研究所印本　1973.03　92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曾合兩書為編，景印行世 1974.06
列寧格勒十日記　學海出版社　1975.01　150頁　又：東大圖書公司　1993.08　 233頁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敦煌卷子（編）　豪華本6冊、普及本3冊　　石門圖書公司 1976.12
敦煌雲謠集新書　石門圖書公司　1977.01　202頁　B5
敦煌俗字譜（主編）　石門圖書公司　1978.08　58+391頁　A3
敦煌唐碑三種（編）　石門圖書公司　1979.05　107頁　A3
龍龕手鑑新編　石門圖書公司　1980.10　443+226頁　又：北京中華書局影印
敦煌詞話　石門圖書公司　1981.03　117+95頁　B5
敦煌變文論輯（編）　石門圖書公司　1981.12　322頁
敦煌變文集新書（上、下）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　1983.07、1984.01　1399頁　又：文津出版社　1994.12　1322頁
敦煌壇經新書　佛陀教育基金會　1994.08　284頁　B5
敦煌壇經新書附冊　佛陀教育基金會　1995.11　106頁　B5

二、期刊論文
敦煌寫本尚書釋文殘卷跋　志林　2期　1941.02　又：學術季刊　3卷3期　15-29 1955.03
略談巴黎所藏敦煌卷子題記　香港新亞生活　10卷13期　1968.01.26
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　新亞學報　8卷2期　頁321-373 1968.08　；又 敦煌學　2輯 頁1-55　1975.12
敦煌毛詩詁訓傳殘卷題記　香港新亞學術年刊　10期　頁1-36 1968.09；又載1970香港《壽羅香林教授論文集》
王重民題敦煌卷子徐邈毛詩音新考　新亞學報　9卷1期　頁71-192 1969.06
巴黎藏毛詩詁訓傳第廿九第卅卷題記　香港東方文化　7卷2期　頁158-162 1969.07
巴黎倫敦所藏敦煌詩經卷子題記　新亞術年刊11期 頁259-290　1969.09
敦煌詩經卷子之研究　華岡學報　6期　頁1-19 1970.02 倫敦藏斯二七二九號暨列寧格勒藏一五一七號敦煌卷子毛詩音殘卷綴合寫定題記　新亞學報 　9卷2期　頁1-47 1970.09
倫敦斯一○號毛詩傳箋殘卷校勘記　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　1970.09
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序　華僑日報　1971.12.01　又：木鐸　3、4期合刊　頁21-25 1975.11；華學月刊　52期 頁1-3　1976.04
敦煌學的現況和發展　新亞生活　15卷9期　頁1-4 1973.01.20　又：收入《列寧格勒十日記》附錄　1975年
瀛涯敦煌韻輯別錄　新亞學報　10期下　1973.07　又收入《瀛涯敦煌輯韻新編別錄》　文史哲出版社
變文雙恩記試論　　新亞學術年刊　15期 頁1-8　1973.09　又：收入《列寧格勒十日記》　1975年
瀛涯敦煌韻輯新編序　中華學苑　12期 頁19-35　1973.09　又：木鐸　2期 頁31-47　1973.11
我國在列寧格勒的國寶　幼獅月刊　38卷6期　頁2-3 1973.10　又：收入　《列寧格十日記》　1975年
敦煌第一輯發刊辭　　敦煌學　1期 頁1-2　1974.07　又：《華學月刊》　34期　1974.10；《創新月刊》　138期 頁2-3　1974.12
瀛涯敦煌韻輯拾補　新亞學報　11期上 頁37-38　1974.09
敦煌寫本祇園圖記新書　敦煌學　3輯 頁103-110　1976.12
韻學碎金　　幼獅學誌　14卷2期 頁38-41　1977.05
敦煌雲謠集之研究－－中國第一部詞的總集之發現與整理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0卷5期 頁2-5　1977.05
敦煌學的瞻望與創新　嶺南大學開校三十周年紀念國際會議發表論文　1977.05　又：華學月刊　69期　頁33-36 1977.09
敦煌賦校錄　華岡文科學報11期 頁275-303　1978.01
敦煌變文新論　幼獅月刊　49卷1期 頁18-41　1979.01　又：收入《敦煌變文集新書》附錄　1984.
「偶然」的影響（上、下）　臺灣日報　1979.05.14、15
敬悼戴密微先生　敦煌學　4輯　頁1-8 1979.07
敦煌詩經卷子拾零　敦煌學　4輯 頁9-13　1979.07
〔不知名變文〕新書　敦煌學　4輯　頁14-23 1979.07
敦煌寫本眾經別錄之發現 敦煌學 4輯 69-79 1979.07　又載華學月刊九十七期　1980.01
敦煌變文集四獸因緣訂定　大陸雜誌　59卷4期 頁1-3　1979.10
敦煌俗字譜序　華學月刊　95期 頁25-26　1979.11
一字萬金　中華日報　1979.11.07
完整無缺的山花子詞　臺灣時報　1979.11.14
敦煌寫本曲子孟姜女的震盪　中央日報　1979.11.28、29　又：東方宗教55期　1980.07
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校錄 幼獅學誌 15:4 頁1-22 1979.12
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研究　幼獅學誌　15卷4期　頁1-22 1979.12　又：敦煌學13期 頁79-111　1988.06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新書　木鐸　8期 頁1-28　1979.12
天真質樸的敦煌曲子詞　中華日報　1979.12.12
敦煌詞不可輕改　中央日報　1979.12.17
敦煌寫本唐昭宗菩薩蠻詞的新探　中央日報　1980.01.26、27
瀛涯敦煌詞話　華學月刊　98期　1980.02
敦煌愛國詞　中央日報　1980.03.05
從敦煌遺書看佛教提倡孝道　華岡文科學報　12期 頁197-267　1980.03
論敦煌本唐昭宗菩薩蠻詞答毛一波先生　中央日報　1980.04.01、02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分類索引序　文藝復興　111期　1980.04
變文雙恩記校錄　幼獅學誌　16卷1期 頁3　1980.06　又：東洋研究　57期 頁53-92　1980
敦煌詞史　中央日報　1980.07.05
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　孔孟月刊　215期　頁28-46 1980.07　又：木鐸9期 頁25-40　1980.11
龍龕手鑑新編引言　文藝復興119期 　1981.2
補全唐詩新校　華岡文科學報　13期 頁171-227　1981.06
敦煌變文與儒生解經　靜宜學報　4期　頁47-52 1981.06　又：收入《唐君毅先生紀念論文集》　頁47-52 1983
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影印流通的貢獻　　漢學研究通訊　1卷1期 頁1-3　1982.01
敦煌押座文後考　華岡文科學報　4期　頁79-100 1982.06
瞭解敦煌獻詞　自立晚報　1982.06.07
敦煌閩人詩篇　自立晚報　1982.06.11
敦煌變文集新書引言　敦煌學　5輯 頁63-69　1982.09
我探索敦煌學的歷程（上、下）　中央日報　1982.10.03、04
龍龕手鑑與寫本刻本之關係　敦煌學　6輯　頁87-92 1983.06
龍宇純英倫藏敦煌切韻殘卷校記拾遺　華岡文科學報　15期 頁177-213　1983.12
龍龕手鑑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　敦煌學　7輯　頁85-96 1984.01
敦煌寫本秦婦吟新書　敦煌學　8輯 頁1-44　1984.07
簡論「王梵志詩校輯」　明報　8期　頁34-36 1984年　又：中央日報　1984.08.16　文藝評論第21期
「王梵志詩校輯」讀後記　敦煌學　9輯 頁15-38　1985.01
王梵志出生時代的新觀察－－解答全唐詩不收王梵志詩之謎　中央日報　1985.04.11文藝評論第54期
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　漢學研究　3卷1期 頁41-54　1985.06
張曉峰先生對敦煌學之啟導　敦煌學　10輯　頁1-18 1985.10
書評－－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目錄第一冊　敦煌學　10輯 頁57-58　1985.10
國立中央圖書館選展館藏敦煌卷子敘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訊　8卷4期　1986.02
讀「雲謠集考釋」　敦煌學　11輯　頁59-68 1986.07
簡論幾個敦煌寫本儒家經典　孔孟月刊　25卷12期　1986.08
敦煌王梵志詩新探　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　1986.08　又：漢學研究　4卷2期 頁115-128　1986.12
續論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　國際敦煌吐魯番學術會議論文　1987.06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漢學研究通訊 6:2 1987.06
關於敦煌雲謠集新書敬答任半塘先生　明報月刊　1988.10 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 1989:1 頁1-7 1989.06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讀後記　敦煌學　14輯 頁1-7　1989.04
敦煌寫本最完整的一篇講經文的研究　孔孟月刊　28卷1期 頁2-26　1989.09
讀項楚著「敦煌變文選注」　敦煌學　16輯 頁1-8　1990.09
敦煌卷子俗寫文字之整理與發展　 1990年敦煌研究院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　1990.10 又：敦煌學 17輯　頁1-10 1991.09
用敦煌俗寫文字校釋文心雕龍刊本中殘存俗字考　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漢學研究中心 頁155-170　1991.06
敦煌寫本《六祖壇經》中的「獦獠」　敦煌學 18輯 頁1-10　1992.03　又中國文化 9　頁162-165 1994.02
敦煌六祖壇經讀後管見　敦煌學 19輯 頁1-14　1992.10　又中國文化 7 頁48-55 1992.11
敦煌寫卷俗寫文字之研究　中正大學全國敦煌學研討會論文集 頁1-12　1995.04 又1990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石窟史地、語文編） 頁343-356 1995.07
敦煌變文集新書訂補　敦煌學 20輯　頁1-22 1995.12
敦煌變文集新書訂補（一續）　敦煌學 21輯 頁1-28　1998.06
敦煌變文集新書訂補（二續）　敦煌學 22輯　頁1-34 1999.12
敦煌變文集新書訂補（三續）　敦煌學 23輯　頁1-19 20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