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ILCDS)成立会暨第一次会议发言记录

时间:2003年3月8日
地点:京大会馆215室

上午与会发言者: 樊锦诗 柴剑虹 郝春文 郑阿财 高田时雄
下午其他与会者: 牧田谛亮 上山大峻 池田温 砺波护 冈野诚 关尾史郎 石冢晴通 等近三十人

下午司会: 辻正博
记录: 王守青 徐淑燕

大会首先由高田时雄教授致辞,接着与会代表发言。

樊锦诗:

敦煌学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将是敦煌学史上的又一件盛事。藏经洞古代文献资料的发现及流散,推动了许多人文学科的发展,相关学科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由于藏经洞的资料流散世界各地,所以各国都有学者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他们从各自所掌握的资料,各自的特点入手进行研究,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一方面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敦煌学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国际性学问。正因为有了各国学者的努力,才使敦煌学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季羡林先生一直倡导各国学者团结起来共同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历史、技术、资料等方面的原因,各国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尚不够,联系上也有些阻隔,对敦煌学的发展极为不利。近20年来,由于敦煌资料的整理公布,高新技术的应用,不利于交流的历史原因也逐步不存在了,敦煌学取得了较大成果。一是需要交流,二是交流的条件也具备,因此需要加强两方面的合作:国内的和国外的。如对密教经变的研究,大家都在搞。而要搞深入,一些重大课题,就需要各国学者加强合作来共同进行。我们应该合作起来做一些大的课题,这对推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思维、方法对研究非常重要。共享成为趋势。要做到资料、信息的交流、共享,做突破性的工作,从专题到综合。如壁画的信息处理,将洞窟内容数字化,现在已经开始做,需要合作。合作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办一些信息交流的刊物,利用网络、会议等。另外应鼓励年轻人走出去,推动青年学者开拓更大的领域。我们敦煌研究院愿意做出自己更多的贡献。

郑阿财:

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迫切的需要。敦煌学的发展已有百年,资料的流布、研究的课题都充满了国际性,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毫无疑问的,但更需要系统性、学理性。这方面有待加强。中国大陆、台湾对国外成果的了解比较缺乏。敦煌学这门学科,基本上以资料为核心,资料的公布需要资讯化、系统化。台湾学者研究敦煌,花在资料的收集、咨询的交流上的时间往往比花在研究上的时间还多。还有很多资料没有公布,一般学者能看到的较少。如有一个联络委员会来协调,使资料及早系统地整理、公布出来,就可避免大量的重复劳动。为了加速资料的公布,也需要这样一个联络委员会。同时,世界各国的学者已有近百年的敦煌研究历史,也需要一个学术史的建设。各国学者各有所长,通过一个整合来进行合作。文献整理到一定程度后,必须通过课题来进行更大的整合。
现在没有一个完备的敦煌写本的联合目录。各国学者在资料收集与研究上在做重复工作,可以做一个联合论著目录。20世纪70年代,潘重规先生鉴于敦煌学的国际性,成立了香港研究小组并创立刊物《敦煌学》。他的理想是:做出敦煌学论著目录、全面公布敦煌卷子。敦煌卷子流散各地,研究它们的敦煌学者也分散各地,不同国家学者的学术成果交流,有利于老一辈学者学术传统的传承,有利于年轻人才的培养,可以成为敦煌学发展的基础。
敦煌学由开创到渐趋稳定,迫切需要一个协调机构:年轻朋友需要开拓视野,可以通过联络委员会请老辈学者将经验传承下来;不同国家学者的交流、合作,也可通过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应带有协调的作用,比如各种学术会议的协调;又如国际委员会认定的刊物,对学术的评比将会有推动作用。台湾准备在2005年底潘老百岁诞辰时召开国际敦煌学研讨会。

柴剑虹:

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成立是国际敦煌学界的一件大事。作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敦煌学在它的形成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伴随着各国学者间的交流合作。而交流合作的程度与成效,不仅始终极大地影响着敦煌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而且也影响着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所谓“兴衰与共”,确实如此。这方面例子很多。中、日两国的敦煌学研究,可以说一直处于该学科领域的前沿阵地,而且各有优势,这也是本委员会成立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国研究者的优势与长处,认识到我们的不足,认识到进一步扩大国际间交流合作与联络的必要性。这确实关系到敦煌学的前途与命运。
新世纪伊始,随着敦煌学的发展,藏经洞发现百年纪念,大家都在考虑一个问题:敦煌学怎么走下去?现在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敦煌学队伍的分散,要回归到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中去,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性:敦煌学的消失。国际敦煌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与特点,如一方面有像IDP这样的国际项目,有如编辑出版各种敦煌文献资料合集与目录索引的收藏单位与出版社的合作,有敦煌石窟保护项目的国际间合作;另一方面,各国敦煌学研究队伍的分散似乎已成为一种趋势,一些大项目的进行缺乏统筹与协调。如一些图录本、资料集的重复、无序出版。为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1995年曾在吐鲁番召开过“敦煌吐鲁番学出版研讨会”,想做一点协调工作,成效不是很大;当然也有成果,如《敦煌学大辞典》的编纂出版。因此,我们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应该充分把握这些新的情况与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应该积极进行一些大项目的具体工作,或对某些项目提出认真可行的建议或指导性意见。当前,首先要加强文献资料的合作。国际委员会的信息应该最集中、最全面、最核心、最权威。
委员会的联络、协调性质决定了其应该不断扩大与开放,并多方面谋求获取其必要的活动经费及项目资助。同时,可以加强与国际其他相关学科组织、学术团体及基金会的联系。

郝春文:

首先从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成立的必要性来说。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有国际性;另外还有其特殊性,如资料分散,客观上更需要联合。现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有减少的趋势,基本以中日学者为主体,对学科的发展很不利。应该促使更多的人来研究。最近20年是信息爆炸的时期,如不注意,就会做较多的重复劳动。这就使得国际协作的迫切性更加突出,活动空间很大。
联络委员会应具有两个功能:联络(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协调(避免重复劳动)。

我对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有几点具体想法:
  1. 组织性质:促进各国敦煌学学者的交流、协调会议。
  2. 机构:扩大机构。主要是基金问题,可做一些工作,如争取基金会等的支持。
  3. 资料:办英文或双语杂志,以扩大在世界的影响。
高田时雄:
我之所以倡议成立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是因为日本敦煌学面临危机。前几年藤枝晃教授故去,池田温先生也年逾古稀,日本敦煌学研究队伍逐渐老化,再过十年、二十年日本的敦煌学也许会逐渐消失。相反,从80年代以来中国的敦煌学发展很快,研究者也越来越多。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应在中国。敦煌学应该是国际汉学的一环进行发展。以前每国都有专长,如日本学者对佛教、法制、胡语的研究,中国台湾对文学写本的研究。将来的敦煌学应是国际敦煌学,“一国的敦煌学”则是不可能存在的。现在经济发展,交通方便,可以自由交流。资讯科学的发展也迫使我们放弃单国敦煌学,尽快发展国际敦煌学。IDP虽然很好,可是也有些问题,比如与学者联系不够,日本国内就无人参与。应建立一个国际敦煌学资料库。内容包括:文献论著目录(将台湾郑先生的改造上网,作为委员会的一个子项目);敦煌卷子目录(日本与中国大陆都有人在做,可通过委员会来推动、协调)。郝先生提出的刊物问题很重要,但英文刊物面临人力与财力问题,难度较大。

(下面是讨论、提问中一些发言的摘要)
郑:敦煌学本身是以石窟与藏经洞资料为核心,但不能摆脱传统汉学。不能孤立起来研究。如何处理关系,如与唐史、唐代文学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求。敦煌资料编辑,应有一个规范化。目前出英文刊物困难,但应有一个较好的英文摘要或提要。
樊:不能就敦煌石窟而石窟,应把敦煌石窟与各国石窟联系起来研究。敦煌卷子是否都已公布?如何公布,应有一个统一标准,以方便我们按学术规范搞研究,也方便其他领域的学者使用。起码应拿出目录来,或先公布录文。(上山大峻:龙谷大学用1100万像素的数码机照旅顺博物馆的敦煌资料,效果很好。)
柴:关于分类目录,王重民先生早在30年代即已提出。现在应提上议事日程。作为一门学科,到了百年应建立一个学科理论的框架,使其更好发展,而不是自行消失。
高田:建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的网页,委员会的英文名称是: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缩写为ILCDS)。网上以三种语言(中、英、日)介绍委员会宗旨、具体合作项目。根据诸位的提议,先可以确定以下几个具体合作项目:论著联合目录,负责人郑阿财;刊物(可以先做网上刊物,以节省经费);研究信息(按卷号、洞窟)索引,负责人郝春文。(关尾史郎:日本已做1991年以前的论著目录,有每一种文书的索引。高田:要补充这十年的。)
郝:先把现存资料做成目录上网。石窟档案,之外还有卷子档案(即卷子研究信息档案)。做出敦煌文书系号资料库(查询系统)。
高田:明确以下工作——

  1. 敦煌学知识库(卷子目录,石窟,卷子、文献论著目录);
  2. 办刊物(先用中文出,搞英文摘要)。名称:《国际敦煌学研究通讯》;
  3. 研讨会(2005年底潘重规先生百年诞辰敦煌学研讨会,地点:台湾;2004年7、8月常书鸿先生百年纪念暨敦煌研究院创建六十周年研讨会,地点:敦煌;2004年敦煌会之后举办一个有关知识库的workshop,地点:北京)。
与会学者还就有关敦煌学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意见与建议。如:敦煌学的定义、敦煌学是否包括吐鲁番学、卷子原件应尽量提供给学者(尤其是年轻人)看、一些资料收藏单位的收费问题等。最后由国际佛教学大学院落合俊典教授致闭幕辞。

(记录整理者:王守青)